央视网消息：大海之中必有大鱼。

　　“记得我们年轻时出国，能参观一家世界500强的下属企业就会高兴好久。”6年前，57岁的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一个人拿着两个“世界500强”证书站在领奖台上，内心感慨不足为外人道。

　　反转在6年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自己的世界500强？”这句反问，问出了数十年来国企人要争的“那口气”。

　　而这一切，从故事的一开始就确定无疑了。

　　“豁出去”的一封信 

　　岁月不居，但此情可待。

　　对我们来说，1978年是个特别值得追忆的年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七七级大学生，在这年的春天入学了；到了冬天，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而远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个老乡也按下了决定命运的红手印。还有，中美两国的《中美建交公报》也于当年发表……这些，老百姓多半可以从这一年开播的《新闻联播》里获知。

　　而同一年还有一则新闻，悄然拨动着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我们——经国务院批准，四川6户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核心是“放权让利”。这成为后来一封轰动全国的信的楔子。

　　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情景。（资料图）

　　1984年3月23日下午，一封由55位厂长、经理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被匆匆忙忙地送到了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桌子上。没想到，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就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将其全文公布。

　　这封信，项南书记不仅看了，还作了批示。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直各有关部门纷纷在《福建日报》公开放权措施。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请给我们“松绑”》，还配发编者按，对福建重视呼吁信的做法大加赞赏。随后，全国主要媒体纷纷转载、播发，很快掀起了层层波澜。

　　那么，这封信从何而来呢？

　　1984年，福建省委提出，国有企业要确保“两位数、三同步”，即工业产值增长10%以上，产值、税收、利润同步增长。为帮助企业完成指标，3月21日至24日，省经委在福州召开“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研究搞活企业，会议主角是55位厂长、经理。

　　那时的国有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厂长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统收统支、统负盈亏扼杀了企业的活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分管企业工作的黄文麟对此感同身受，十分焦虑。“干好干坏，30多块，工人没有积极性。厂长、经理有‘责’无‘权’，只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

　　3月22日，大会安排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介绍企业发展经验。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铅笔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在当时，这两家企业拥有较多自主权。不料，一场“交流会”变成了“诉苦会”，在座的厂长、经理既羡慕又不服气，“你们两位也没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我们也有这些权力，也能把企业搞好”。

　　散会之后，黄文麟连夜找来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香商量，决定给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一封信，“厂长、经理们都豁出去了，干脆我也豁出去吧！”这就是日后那封轰动全国的信。

　　联名发出呼吁信的55位厂长、经理与福建省经委、省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合影。（资料图 福建省档案馆提供）

　　呼吁信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标题上的两个字“松绑”：企业领导副职由正职提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一般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破除“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企业奖励基金可自行支配，奖金随税利增减浮动；允许企业自行销售产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一时间，“松绑”成了热门话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4月起，福建省政府连续下发9份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呼吁信为源头的改革浪潮，很快蔓延到全国，国有企业逐渐挣脱“束缚”，走上了以放权搞活、自主经营为开端的改革发展之路。

　　硬币翻到哪一面？ 

　　山东诸城，古称密州，一个敢闯敢干的城市，一个曾经颇受争议的城市。

　　1991年，时年35岁的陈光来到诸城任职，就任后的第一次调研，就让他感到无从措手。市属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

　　诸城当时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按照规定，诸城每年需要500万元财政预备费，但一分也没留下。至今，陈光回忆起这一窘境仍感慨不已。

　　对于当时的国企现状，《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对国营企业开了无数药方，每用一剂，大家便道‘活了’，到现在已‘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定下心来再看，却发现仍是‘不活’。”

　　1992年的诸城国企就是当时部分国企的样本，1992年的诸城困境也是当时中国困境的缩影。

　　1992年10月，诸城市在“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多种形式推进企业改革”的思路下，对五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始建于1970年的诸城市国营电机厂是试点改制的第一个企业。

　　在新公司的成立会上，陈光说：“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诸城市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对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实行改制，陈光因此得到一个绰号——“陈卖光”。

　　与此同时，十四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序幕。以此为标志，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探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全会闭幕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开始实施，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化改造有了法律依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姓社姓资”的帽子禁锢了许多官员改革的脚步，但陈光的步子却迈得异常大。这个颇有争议的“诸城经验”也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1996年2月，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受中央委派，率九部委联合调查组赴诸城，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考察。“那时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币，连自己也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面。”

　　旋转、跳跃，最终，硬币落地。中央召开相关会议，充分肯定了诸城的小企业改制做得好。

　　从某种意义上，对“诸城经验”的肯定，标志着始于1978年、以机制改革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一些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方针。

　　“抓大”背后有个光芒万丈的“500强梦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梦想深深吸引着来自东方的炽热目光。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从那时起，“世界500强”成为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1997年底，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3年改革脱困，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国有经济战线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到优化。

　　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2392亿元。全国31个省区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整体盈利。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一杯茶水”

　　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门西大街26号，新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此正式挂牌。9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招聘公告，首次组织中国联合通信集团等6家中央企业的7个职位进行公开招聘。

　　如今在南光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的赵玉阜就是其中的一位。赵玉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在当地一家航运企业做到了副总的职位。

　　“我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受益者，正是改革使我这个外来人走上央企的重要岗位。”赵玉阜说。当年，“公开招聘来的干部”成为赵玉阜的一张“名片”；如今，像赵玉阜一样招聘来的高管在国有企业已经不再“稀奇”。

　　国务院国资委挂牌后，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机构陆续建立，从体制机制上实施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此后，《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规章的出台，使国资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历史从来都有自己的逻辑，你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将非常无趣，不过你又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种种迹象表明，走市场化道路是不可逆的方向。

　　2013年之后，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上日程。

　　所有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感觉风向正在发生强劲而微妙的变化。

　　混合所有制其实不是一个新事物，早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混合的概念。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把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升华。

　　图：宋志平将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两家国企带进世界500强

　　带出两个“世界500强”的宋志平正是当年混改实践的先行者，在长期的混改实践中，宋志平带领的中国建材探索出一种“三七模式”，分“正三七”和“倒三七”两种股权结构。这套做法“既增强了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壮大了国有经济，又发展了非公有经济，更重要的是将机制引入企业，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2014年7月，国资委推出首批四项改革试点，其中混合所有制试点单位仅有两家，一家是中国建材，另一家就是宋志平担任过5年董事长的国药集团。

　　宋志平根据自己的混改实践，将混合所有制比喻成一杯茶水：“水可能是国企的，茶叶可能是民企的，但变成茶水后就没必要非得分清楚什么是茶、什么是水，因为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了。”

　　2017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了颇有象征意义的突破。1月，云南白药的产权试验轰动全国，陈发树以253.7亿元取得白药控股的50%股权。这是国企改革史上单笔交易额最大的控股式民营化方案。

　　与云药改制相比，中国联通则在“国家队”的改革层面上更进了一步。王晓初提出的改革方案非常大胆，把整个联通集团——而不是某一块资产，拿出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允许联通内部的高管持有公司股票。这一混改方案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

　　云药和联通的混改成功，分别在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两个层面蹚出了新的天地，它们体现了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思路的转变。

　　2018年8月，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启动，谋求把改革“一竿子插到底”，打通国企改革“最后一公里”。

　　在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大环境下，新一轮国企改革举措让人耳目一新：重组整合、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成立投资运营公司……如果说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旨在从外部为国企改革扫清障碍的话，混合所有制则直指国企自身最根本的产权问题，但所有这些改革的推进，有一道共同的底线，就是国有资产不流失。

　　回望70年，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经历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国资管理”，再到十八大后的“分类改革与监管”，这条“大鱼”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游泳，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与民营企业共存共进，越来越具有抵抗风浪的能力。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1366.2亿元，相较于1952年的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700多倍。

　　从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问世，到今天“慧眼”卫星遨游太空，Ｃ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国有企业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展现出“国家脊梁”的新风采。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李珊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