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后，武汉的很多医院产生了多于往常的垃圾和医疗废物，保洁要求也更加严格。在公众视线之外，就有一群默默奋战在“高危地带”的人，他们清理垃圾、消杀厕所、处理医疗废物……用自己的双手守护着医院的洁净。疫情当前，总有人在负重前行。

　　方舱清洁“突击队”

　　“大家休息会儿，等一下再到各个舱里去转一下，看垃圾容器满了赶紧把它倒一下。加油！”张登汉在武汉市江岸方舱医院里为同事鼓劲。

　　张登汉是一名环卫工人，也是这支清洁队的领队。自江岸方舱医院接收患者以来，清洁队就承担了医院的全部清洁工作。清理垃圾桶、消杀厕所、清洁地面，每天里里外外要做的工作非常多。有着1000张病床的江岸方舱，光是需要清理的大垃圾桶就有200个。

　　“一个班的话至少要走两到三遍，一班是4个小时，基本上上一个班的话差不多要走接近1万步。”

　　在方舱做清洁，不仅体力消耗大，因为需要接触患者的生活和医疗垃圾，风险也很大。尽管穿上全套防护服，但是一开始，大家心里还是多少有些打鼓。

　　今年32岁的张登汉曾经是一名武警部队的军人，退伍后已经从事环卫工作11年了。2月7日，当得知江岸方舱的建设和清洁要组建一支突击队，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当时把我们叫出来集合的时候，我们感觉就像是准备要上战场了。”

　　连续奋战5天5夜，张登汉和同事们将1000张床位铺设到位，江岸方舱正式启用。然而2月15日，高强度清洁工作中的张登汉却遭遇了意外。

　　“进去有4个小时，然后就觉得不行了，头发昏，口罩就贴到嘴巴里面了，基本上就没有空气进来了，然后我就往外面跑，可能就把口罩稍微提起来了一点，就呼吸到了舱里面的空气。”

　　因为在舱内有直接暴露，张登汉被转进隔离点观察，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方舱里的工作，一方面远程帮助协调方舱里的工作安排，另一方面，他向领导主动请缨再回前方。

　　“没有得病的话，我们继续在这里做，一直要把方舱做到关门；如果说我们要得了这个病，我希望领导把我们安排在江岸方舱医院，我们在里面帮助同事完成工作。”

　　幸运的是，张登汉没有感染，隔离满14天后立刻回到岗位上。在这支50人的清洁突击队中，总共有8名退伍军人。在方舱外的临时休息点，他们有时会趁着交班聊聊工作、聊聊部队里的生活。有的人还习惯穿着曾经的军装。

　　在方舱里相遇时，他们也总是相互鼓劲。清洁队队员陈松说：“交接班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了，你拍我一下肩膀，我跟你做个手势加油，一定要打赢这场战役。”

　　到了晚饭时间，已经下班的张登汉并没有随同事返回酒店，而是继续给晚班人员安排交接工作，直到看着他们进去才放心。他说，自己是一名党员，也是领队，必须照顾好每一个人。

　　“队伍总共过来50个人，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把这50个人平平安安地带回去。”

　　医疗废物“终结者”

　　疫情暴发后，武汉全市医疗废物处理处于超负荷状态。当地环保局找到全市规模最大的工业废物处理厂，请他们帮忙处理医废。但是医疗废物处理不同于工业废物处理，人员防护和设备改造都面临很大挑战。

　　特殊时期，一家处理厂临危受命，用48小时完成了医废处理区域的改造，在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从处理普通医废到处理新冠肺炎的医废，从处理本区医废到处理5个区的医废，这家处理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刚得知需要接手医废处理工作时，处理厂的负责人梅钢便迅速动员。“当时并不埋怨谁，因为我能够理解。我只知道我得赶快跟我的兄弟们把话说清楚。”

　　梅钢心里很清楚，如果处理厂不帮忙，武汉市压力就会更大，而且甚至有些医院可能就运转不下去。“我在开会的时候和我的同事们说，我们可以有一百个理由不干，但是我们作为武汉市民就一个理由，你就得干。”

　　运送过来的医疗废物主要包括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工厂的生产线平时由机器运作，而医疗废物是一袋一袋的塑料包装，塑料袋很容易被工厂的机械弄破，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只能由人工将医废倒进焚烧装置里。

　　处理医废的直接人员一个班组有15人，外加辅助人员有30余人，每个班次上6个小时，其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要不停地密切接触医废。

　　他们并非不知道这些医废有多危险，然而，强烈的责任感让他们顾不上那么多。一位已经连续工作一个多月的老师傅说：“知道危险，但这件事总要有人干。我们自己不做的话，这个要怎么办呢？”怕家人担心，他并没有把处理医废这件事告诉家里人，这一个多月吃住都在厂里。

　　处理厂的另一名负责人汪洋波说：“从内心里来讲，我们也是平凡人，病毒这么厉害，我们心里还是有点儿打怵的。我们工厂里面的员工，应该来讲湖北省范围内的占绝大多数，武汉市范围内的也很多，我们也是这个城市中的一员，我们不救这个城市，那谁来做呢？”（文/陈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