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政府

   民国初年，县政府的职能虽比清代无多大变化，但已注入某些“民权主义”的内容，重视唤起民众，发展教育，改良风俗，如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不准虐待妇女等。
　　民国2年(1913年)，4月洪涝，5月大旱，地主、粮商哄抬粮价，物价上涨几倍，西乡农民进城呈请县知事粜平价粮，知事不以为然，引起饥民抢粮，事后县公署以“肆掠乡绅，执兵械攻城”为由抓捕农民40余人，枪杀24人，激起西乡人民强烈反抗，300余人组成复仇队大举攻城，县公署通禀省宪求援，省府下令派兵镇压，双方相持至民国3年春，复仇队首领吴忠添、罗嵊子为保全群众的生命、财产而束手就擒，方终结官、民对峙局面。民国4年袁世凯篡权，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大开烟赌，强制农民种植罂粟，征收防务捐、百货捐，民不聊生。
　　民国16年，县政有所转变，通令禁止烟赌，取消各种苛捐杂税，但没有很好执行，成效甚微。同年创办连岗初级中学和乡村师范。
　　民国23年(1934年)，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省、县党政机关和工农武装转移打游击。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五十二师进驻县城，恢复国民党统治，推行“七政三军”政策，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捕、杀、烧、抢无所不为，仅城关被捕者达千余人，中共宁化县委书记王盛权等一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受尽酷刑，忠贞不屈，被折磨致死或枪杀。进行“清村”时，大肆烧房，抢掠财物和妇女，不少无辜群众家破人亡，有的村庄被抢掠一空。同时勒令群众写保证书，保证不加入红军，发“良民证”，无良民证者不能走出十里之外，红军家属则不得编入户籍，门上挂“自新牌”，还要罚“兵役”、“匪金”，实行保甲制度和推行“新生活”运动，限制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一二年间，曾修复文庙，扩大塔下街一段街面，开筑连宁公路等。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县人民掀起抗日救国的激情。民国28年1月21日，县成立妇女会，下设宣传队、慰劳队、救护队、晨呼队，组织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7月7日，举行“七七”献金活动，各界人士献金银首饰等物及国币数千元。翌年7月7日，举行抗战献金竞赛，共献金3400元。
　　民国26年，县政府举办土地编查训练班，组织土地编查队，对全县土地进行全面丈量，于翌年2月完成。编查统计，全县耕地面积共计538530.75亩。土地编查后，进行田赋改革，田赋比编查前增加30%。此后逐年增加，且附加迭出。民国28年，县政府在城关岗下村创办国营农场。民国32年2月，县设救济院。当年春旱，全县出现饥荒，石碧圩无米上市，不少农民外出逃荒，有的甚至饿死。10月，全县进行户籍、人口登记，全县总人口计119754人。民国34年，县政府成立康乐新村，用以收容失业游民、集送游民乞丐，但因经济短缺等原因，未起到什么作用。民国36年11月，为竞选“国大”代表，张树庭与马贻谦争斗十分激烈，双方竞相拉拢选民，结果张当选。
　　民国38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18日，县长符国秩在县政府召开应变座谈会，组织临时自卫队，为收集经费大量裁员：各学校留一名校长，各乡镇留一名乡镇长，其余人员一律留职停薪。6月25日由宁化牵头，成立宁(化)、明(溪)、清(流)、建(宁)、泰(宁)五县自卫联防区，符国秩任主席。7月18日，五县自卫联防区在安远召开第一次常务会，并改名闽赣边区各县自卫联防委员会，参加县扩大至12个(增连城、邵武、将乐、石城、南丰、广昌、黎川)。9月间宁化陷于孤立，符国秩偕其亲信潜逃，县务由舒政代理。
　　民国时期，宁化的经济仍然是自然农业经济，长期没有什么变化，迄1949年，粮食亩产仅80公斤，人均工农业产值(1980年不变价)仅150元，但物价却不断暴涨。民国25年，粮价平均上涨60%，省政府训令控制粮价，执行结果，物价遂逐渐平稳并有所回落。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物价又上涨，政府抓粮食限价管理，维持三年。而后政府滥发货币，迄民国34年物价指数比民国26年上涨1984倍。抗战胜利后，物价有所回落，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又开始暴涨，民国37年8月物价指数比民国26年上涨445960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25年(1936年)全县总人口已达133772人，迄民国38年(1949年)也只有134269人，几乎没有增长，人均寿命仅33岁(民国36年)。民国38年，人口出生率为20‰，死亡率达18‰，自然增长率2‰，学龄儿童入学率仅17.7%。

三、人民政府

1．恢复时期(1949～1952年)
　　1949年10月21日，由国民党起义军政人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化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向毛泽东主席、省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福建等部队发出致敬电，宣告宁化解放，并请省政府派政工人员指导。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三二团进驻县城，成立宁化县人民临时工作委员会，取代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化县临时工作委员会。10月27日，在县公共体育场接收原国民党地方武装部分起义部队的武器弹药，闽宁游击大队和马维棋革命武装的武器于29日上交，乡镇的武器分别由解放军下去收缴或各自送到县城收缴，共收缴各种枪支1300多支。
　　1950年2月，省政府派张桓东来宁化代理县长，接管地方政权。3月1日，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先后成立县、区、村农会和乡人民政府。
　　1950～1952年，开展减租减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1952年，开始在城镇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活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民主改革，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三年工农业总产值由2045万元增加到2676万元，年均递增9.4%，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6%，粮食总产量由42800吨增加到58845吨，增产33%，年均递增10%。1952年的产值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2．“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
　　1953年，经济建设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县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农业、地方工业、林业、商业、文教、卫生等六个方面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经县委研究，付诸实施。1953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当年公粮与统购粮共入库15530吨。1954年，入库19355吨，但在部分地区购了过头粮，一度出现农村粮食紧张局面。1955年，国家规定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到户，相对稳定粮食的购销计划，稳定了市场，保证了供应。在“一五”期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致力于兴修水利、兴办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等工作，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迄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58.7%，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5%；粮食总产量达到76840吨，完成五年计划的96.4%；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6%；商品零售额年均递增11.9%；农副产品采购额年均递增45.9%。
　　3．“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2年)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5月24日，县人民委员会在向宁化县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苦干三年，改变宁化落后面貌，达到粮食亩产400公斤，以最快速度实现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实现运输车船化等。9月，提出了更高指标，要求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69928万元，比1957年增45倍。在“大跃进”中，基建投资猛增。1957年基建投资33万元，1958年猛增到190万元，1959年高达211万元，1960年还达154万元。全民职工1957年为3727人，1960年增加到7180人，其中工业、基建部门的职工1957年仅501人，1960年增加到2656人。由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和“共产风”，以及国家经济困难投入减少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下降7.6%，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7年的82.5%降到1960年的57.5%，重工业所占比重却由1957年的8.6%上升到1960年的25.2%；粮食总产量下降到45175吨，低于1950年的水平；市场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农村一度出现较严重的营养性水肿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1961年进行整风整社，贯彻农村工作条例(即《十二条》)，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部署及时下放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包产到户(396个生产队)，允许农民有经营自主权，政府向农村返销粮食180万公斤，退还平调款263万元(含清流)。1962年调整工业规模和体制，撤销8个企事业单位，合并1个企业，恢复集体所有制企业33个，精简职工1736人(其中干部418人)，大部分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动员部分职工家属转回农村。1962年工业总产值调减为296万元，比1960年减少70%(其中重工业调减81%，轻工业调减59%)。农、轻、重比例由1960年的58∶17∶25调整为1962年的82∶11∶7。1962年5～6月间连续降雨29天，出现7次暴雨，发生4次洪水，尽管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涝、旱、虫、风、雹等自然灾害，全县粮食产量没有明显下降，生猪存栏数却比1960年增长1倍，市场开放，物价逐渐下降，水肿病基本得到控制。
　　4．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
　　1963年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迄1965年，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4.2%，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6%；粮食总产量恢复到68000吨；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6%；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年均递增1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8.8%；职工人均收入545元，比1962年增长12%，农民人均收入由1962年的36.5元提高到49.8元。但于1964年、1965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问题的同时，在农业上批判“三自一包”，把包产到户和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等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强行扭转过来，恢复“大锅饭”的经营体制，从而影响了农业发展，结果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才增长41%，农业总产值仅增长4%，而粮食总产尚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5．“三五”计划时期(1966～1970年)
　　1966年继续进行“社教”，下半年起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造反派夺权阶段，致使党政机关瘫痪，后实行军管，由军队主持成立生产领导小组统管全县生产，1967～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2%。1968年成立宁化县革命委员会。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6509万元，5年中平均递增8.35%，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1.18%，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7.5%。1970年由于推广矮杆良种，扩种双季稻，粮食获得大增产，总产达93500吨，比上年增长37%，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迄1970年，5年间财政收入年均递减17.88%，财政支出却年均递增11.17%；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年均递增2.16%；商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4.2%。1970年农民人均收入为61.24元。
　　6．“四五”计划期间(1971～1975年)
　　1971年～1975年仍然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农业学大寨”，贯彻“以粮为纲”。5年中，农业上推广矮杆良种，扩大双季稻面积，变革耕作制度，推广使用化肥和农业机械，同时大搞水利和交通建设；工业上新建合成氨厂和增加农机生产，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工农业总产值8849万元，年均递增6.33%，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32%，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86%，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1.2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年均递增9.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8.2%。但是经济效益不高，特别是农业方面，不讲经济效益，经营管理不善，农民人均收入67元，年均递增1.81%。
　　7．“五五”计划期间(1976～1980年)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是年由于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年国民经济通过整顿出现转机的势头又受挫折，工农业总产值下降3.8%，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2.2%，工业总产值下降6.4%；农民人均收入下降6.4%；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31%，县属工业企业百元产值实现利润反亏0.19元。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于1977年开始进行党、政组织的整顿，平反冤假错案，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工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1979年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党政机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农业方面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四级科技网，大力推广水稻杂优良种，调整复种指数，改良土壤，增施化肥，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农业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以及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方面加强经营管理，扩大生产领域，兴建龙下电站，扩建合成氨厂和水泥厂等，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大大提高。1977年后的4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1.6%，年均递增9.0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6.7%，年均递增11.9%，实现转亏为盈(1976年亏损95万元，1980年盈利107万元)，农业总产值增长34%，年均递增7.66%；粮食总产突破1.5亿万公斤，增产近0.5亿公斤，增长43.9%，年均递增9.53%；农民人均收入96元，增长53%，年均递增7.45%。
　　8．进人“六五”计划之后(1981～　　)
　　1981年之后的工作，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计划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根据本县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形成的条件以及经验教训，经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研究，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一是深度开发本地资源，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二是发展横向联合，增强山区经济活力；三是扩展边界贸易，变交通劣势为辐射优势；四是集约经营，内涵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五是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1982年提出到2000年的发展规划。1987年提出《1986～2000年贫困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1984年在县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设粮食、用材林、经济作物三个商品基地，搞好能源、交通、教育(后加集镇)基础设施；注重建材建筑、农副产品综合加工利用、矿产资源开采利用和深度加工(后加电子、科学管理和集约经营)的技术开发计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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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方面在进行第一步改革(管理体制)的同时，着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行“一整顿、四发展、两突破”的方针(见卷十九政党)。1980年冬开始，将社队划分不同经济区，进行分类指导。对经济作物区粮食不能自给的，先减免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交代金)，减免后仍不能自给的，采取产品与粮食挂钩，以解决用粮问题，发展经济作物；对耕地较多，粮食自给有余，但劳力少，山林缺乏劳力经营的，粮食产量保持现有水平，不加产量和购粮任务，让其发展多种经营。1980年向茶叶基地投资200万元(其中贷款100万元)，又对46个穷队增加投资20万元，雇请100名经济作物“赤脚”技术员，负责基地的技术指导。由于多种经营局面有所突破，品种增加，开拓了柑桔、茶叶、莲子、烤烟等生产，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广度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迄1987年，农业总产值12234万元，7年间增长57%，年均递增6.68%；粮食总产达19万吨，增长43.9%；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产值比，1980年为65∶611∶18∶2，1987年为58.8∶16∶17∶2；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1980年的73300亩扩大到106310亩，经济作物产值在种植业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10%提高到19%；农民人均收入达413元，比1980年增长3.3倍，年均递增23%。乡镇企业实行种、养、采、加工并举和乡、村、户、联(合体)“四轮齐驱”的方针。1987年县委、县政府颁发试行“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向农村和乡镇企业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给乡镇企业以人才、技术、资金各方面的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1987年乡镇企业数达7067个，从业人员为22185人，总收入达7717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加14.8倍、1.5倍、4.2倍。
　　工业方面，进行体制改革，使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使用、劳动人事管理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做到“权、责、利”结合，逐步解决“吃大锅饭”的弊端，使企业增加了活力，同时积极引进技术、资金，进行横向联合，开发了电子、轻纺和化学工业，打破本行业经营方式，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87年工业总产值达11012.9万元；比1980年增长164%，年均递增14.9%；县属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87年实现利润805.5万元，比1980年增长8倍；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9161元，比1980年提高1倍。
　　商业方面，搞活流通，改革商业、供销流通体制，在发挥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和城乡集市贸易，开辟边界贸易市场。1987年农户产品收购总额比1980年增长1.27倍，年均递增12.45%；社会商业零售总额增长1.15倍，年均递增8.14%，其中集体商业商品零售额增长3.42倍，个体商业零售额增长21.75倍；外贸出口总值831万元，比1980年增长24%，本县与赣南地区的边界贸易年贸易额3000多万元，顺差1000万元。
　　城市建设也于1981年开始进行城区全面测量和总体设计，1982年在县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五项建设计划。1984年在县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提出十一项建设计划。1985年～1987年，城区公益建设总投资600多万元，于1988年完成如下工程：改建中山路，新建北大街和两座吊桥，扩建东环路、小溪、横街，新辟角头街，新建中心幼儿园、工人俱乐部、青少年宫、翠园、中心市场、政府大楼、电视转播站、卫星地面接收站、文化中心、图书馆、电视大楼，建设北山等五个居民新村，扩宽和改造城区大部分小街、巷的路面、水沟。
　　迄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47万元，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7年间年均递增9.98%，超过建国以来各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工农业产值比，1980年为35.89∶64.11，1987年为39.81∶60.19；财政收入增长53%；职工人均收入达1282元。

第三节 基层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