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毛坦厂中学最后一批高考生赴考场，家长们在校门口送别。汪鵬翀 图

　　进入7月后，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深山中的毛坦厂镇接连下了两天雨。3日，天气突然放晴，大大小小的车辆出现在镇上，造成街道堵塞，喇叭声此起彼伏。这天开始，毛坦厂中学1.3万余高三学生陆续离校参加高考，车从各地涌来接人，其中不乏外省车牌。

　　“毕业”不仅仅属于这些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也属于那些离开故乡来毛坦厂陪读的家长。以年计算的陪读生活，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陪读爸爸刘鸿（化名）认为，和孩子租住在同一间屋子内，“一处处一年或几年”，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经历。“这也是一种历练。”他说，这个过程中，家长要学习如何理解孩子、表达爱意，以及在漫长且枯燥的陪读生活中，“如何自处”。

　　因疫情影响，送考活动被叫停，有家长简单制作了标语给考生打气 。汪鵬翀 图

　　张钰是毛坦厂镇一支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队伍里一些高三陪读妈妈即将离开，她计划在高考结束后，解散微信群。而她则开始自己陪读生活的第六个年头。“铁打的毛坦厂，流水的兵。”张钰说，今年9月，又会有数以千计的陪读妈妈来到这里，届时微信群将再次组建起来，“欢迎新人”。

　　疫情缓和后，陪读妈妈们在广场跳舞。本文图片除署名外 澎湃新闻记者 何利权 图

　　广场上的“尬舞队”

　　谈及深山乡镇，人们多会联想到“封闭、落后”——但毛坦厂镇是个例外。2005年起，当地毛坦厂中学本科上线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这使它与衡水中学、黄冈中学齐名。每年夏天，近万高考复读生来此备战，随之而来的是陪读家长与高考经济。

　　在毛坦厂镇，校园铃声支配着全镇所有人的安排。何时起床、何时买菜、何时做饭、何时拉灯睡觉，以及什么时候应最大程度地保持安静，都“以孩子的需求为准”。12点半以后，家长们多会坐在屋外打盹儿，以保证屋内孩子的午休不被打扰。即便是同一栋楼里的两名母亲相互交谈，也一定是耳朵凑着耳朵。

　　完整的一天中，属于家长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半钟头。晚上六点钟后，家长们从小镇各处角落中涌出，走进美发店、旗袍店，到新修的公园散步，或聚集在远离校园的广场，融入到广场舞队伍中。

　　此时，毛坦厂呈现出与其深山小镇身份不相符的“热闹”：数以百计的陪读家长分成了几拨，有人跳流行的“鬼步舞”，有人跳需两人合作的“水兵舞”，更多的人则跳健身操，不同风格的配乐混在一起。

　　一支广场舞队伍合影留念，送别即将离开毛坦厂的“队友”。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人航拍了陪读家长们的跳舞场景，标题是“毛坦厂陪读妈妈尬舞队”。45岁的张钰所在的群体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小部分人之一。她身上有多个“标签”，农妇、有五年陪读“生涯”的妈妈、小镇第一批“月嫂证”获得者，以及毛坦厂镇“人数最多广场舞团队的教练”。

　　她的健身舞简单易学，能够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的家长。每当夜幕降临，在她身后，往往会站着上百人，音乐声响起，众人盯着她的动作，随着摆动身体，直至音乐声止、衣服被汗湿透。

　　2015年，女儿考入毛坦厂中学就读高一，张钰随之前来陪读。刚来毛坦厂时，日子单调得“可怕”。早上五点过起床给孩子做饭，上午收拾家务、外出买菜，接着回家做午饭。最难熬的“漫长下午”，则和其他陪读家长聊天打发。

　　晚上，她跑到广场上看人跳舞，“非常流行的，很多‘队伍’都在跳，我就跟着她们后面学。”这样过了一年，领舞的“陪读妈妈”离开小镇，为了不让队伍解散，张钰自己花钱买了一个大音响，担任起“领舞”的角色。

　　“跳舞培养了我的乐观性格。”张钰相信，跳舞同样能给其他陪读家长带来改变。当她拖着音箱出现在广场时，队友多会开玩笑地叫她一声“老师、教练”。“大家都说我跳舞有劲，我要有一天晚上不去（领舞），他们就说（跳着）没劲了。”张钰称未曾想到自己也会有做“老师”的一天。

　　在广场上，刘鸿（化名）和妻子组织的“水兵舞”队伍或许最受关注。妈妈们身着样式、颜色一致的紧身裙，跟随音乐节拍跳舞，动作干净利索，吸引了不少围观者。刘鸿称，这支队伍是他从自己“师父”——一位来自安徽淮北的陪读妈妈手中接过来的。

　　“镇上最早学水兵舞的人，都算是她‘徒弟’。因孩子毕业了，她离开毛坦厂，走前将舞队托付给我，说‘一定要撑下来，不能把队伍搞散了。”刘鸿称，旁人看来，这只是广场舞，但对“师父”而言，这是几年陪读生活的“寄托”。

　　对于加入舞蹈队的人，刘鸿和妻子都是“手把手地教”。因年龄相对小些，他一般称呼舞蹈队的陪读妈妈们为“大姐”。能够为大家提供锻炼身体的平台，刘鸿颇为自豪。

　　“哥哥姐姐们因为跳舞，身体变得挺拔，走路也有气质。”刘鸿开玩笑说，总有一种“走在路上被人欣赏舍不得动”的自豪感，“除了照顾孩子，大家也找到了在这里生活的其他意义。不少陪读妈妈离开毛坦厂，把水兵舞带回去，自己带团队。”

　　一位陪读妈妈在学校门口录最后一条视频。

　　“再多的烦恼也要忘掉”

　　毛坦厂镇没有可供年轻人娱乐的网吧、滑冰场、台球厅与KTV，遍布大街小巷的多是各类全托半托机构或辅导机构，以及制衣作坊。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平民家庭对“鱼跃龙门”的渴望。

　　一名制衣作坊老板称，镇上制衣工多是来自农村的陪读妈妈，因经济压力大，不得不在照顾孩子之余，从事兼职贴补家用。而他自己原本在老家开有制衣厂，儿子来毛坦厂中学读书后，他们“举家迁来”，在镇上租了两个门面继续制衣事业。“这边租金贵，挣钱本就不多，今年疫情，又耽搁了两个月。”但他实属无奈，“儿子调皮，得来管着”。

　　“家长其实比小孩的压力更大。”张钰说，作为农民家庭，陪读以后，开销全靠丈夫开公交应付，一年下来，在毛坦厂镇的房租及生活费即超过6万元，经济压力不小。“唯有拼命读书，才能让一大家子走出来。”如其他家庭一样，她期望孩子改变命运，不再重复自己的路。

　　“你是农村的，唯一的出路肯定是读书。家长们这样想，天天给孩子（灌输）。小孩压力都大，尤其是复读生。”张钰说，姐妹们也常坐在一起聊，“月考考多少分、班级排名多少、有没有偏科”，诸如此类，“是大家最看重的”，也会有家长花数千元报辅导班，“孩子晚上11点下课了还不能回家，得去补习机构继续学”。

　　但过多的“关注”落在孩子身上，孩子一次月考的失利、刚露头的“偏科”迹象，都会令人紧张万分。反过来，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学习压力也大，偶尔会和家长闹矛盾。“我又不能冲孩子发火。”张钰慢慢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不是整天盯着她，成绩就能考好”。张钰称，跳舞成了自己释放压力的最佳途径，“白天有再多的苦恼，晚上一跳广场舞，管它什么，全部都给忘掉。”

　　高三陪读妈妈陈涵（化名）有同样的感受。儿子就读毛坦厂中学后，一直住校。直至升上高二，儿子才问陈涵，能不能来陪读。“他说学习很累，又睡不好，吃不了这苦了。”陈涵觉得心疼，带着尚在上小学的小儿子来到毛坦厂镇。

　　作出这个决定，对全家来说，并不容易。“小儿子那时候置气，还跟哥哥讲，‘我放弃了我的朋友和学业，来乡下陪你一起读书’。”而对陈涵而言，则意味着进入全新的“社交圈”。

　　到毛坦厂的第一个月，陈涵觉得生活特别封闭。照顾大儿子饮食起居、接送小儿子上学，“每一天都在重复这些”。“不是觉得累或不愿意做，就是，有点失去自己。”陈涵说。

　　她决定去学“鬼步舞”。“每学期一百元钱，很灵活、特别快。到了傍晚，一天的饭做完了，也把孩子送进学校上晚自习了，这段时间就是全部属于自己的。”陈涵说，等跳舞结束回到出租屋里，又会重新投入到“陪读妈妈的角色”里，为孩子准备夜宵。

　　陪读妈妈刘七妹的女儿是复读生，她在毛坦厂的近一年时间里，拍了上百条视频发在短视频平台上，粉丝数上万。视频中的场景多是在毛坦厂镇公园里，她唱着黄梅戏或是“和其他姐妹表演庐剧”，“周围坐了一圈妈妈或奶奶”。

　　刘七妹打小就爱戏曲，在毛坦厂，她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全是高三妈妈”。一有时间，她就在网上搜曲目，学成了再教给别人。但因为大家“记不住词儿”，平时顶多搭伴玩一玩，唱不完整。“如果不找点感兴趣的事情做，陪读的生活会很单调。”刘七妹说。

　　离校日，家长和学生一起乘车赶往公交车站。

　　“毕业”和未来

　　7月3日，毛坦厂镇的高考生开始离校。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笼罩下，送考活动被“明令禁止”，没有横幅、没有鞭炮，仅有零星的烟花在白天窜上天空，留下一阵烟。有学生在楼顶放了一盏孔明灯，立刻被城管拿着高音喇叭“批评”。校园围墙旁的“神树”有专人把守，并放置了水管，以防家长来烧香。

　　但不大的镇子仍然被来接学生的各地车辆填满，其中还有湖北、江苏等外省车牌号。毛坦厂中学一名负责人称，当天有9000多名复读生离校，六安市公交公司为此增派了20多辆车，增加毛坦厂镇和六安市区之间的运力。而在7月5日，尚有数千名应届生赶赴考场。

　　在毛坦厂镇外，停了数十辆外市车辆，等待载满返回原籍应考的学生和家长。“终于可以回家了。”候车时，安徽蚌埠籍陪读妈妈谭以辰（化名）感慨。今年开学晚了两个月，作为复读生，“儿子压力大”。“刚返校时，他吃饭不讲话，心里烦、焦虑。最近调整过来了，但多少还有些紧张。”谭以辰说，儿子去年高考成绩够上专科，复读一年后，想考个本科高校。

　　“（我）没有多大期望，作为家长，只是尽力而为，放手让他去做。如果定的目标太大，他有压力，倘若考不上，就没自信了。” 谭以辰对此似乎颇为淡然，“只有他自己努力、有理想，这才管用。”

　　一名陪读爸爸和儿子提箱子离开。

　　在毛坦厂镇新修不久的公园内，不少陪读家长聚在一起合影。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毛坦厂”，会发现陪读妈妈们身着旗袍拍下的“道别”视频。“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陪读生活即将结束，我们将原路返回。”一位妈妈说。

　　候车时，一名学生仍在坚持学习。

　　张钰原本计划在7月2日这天晚上，和舞蹈队里的高三陪读妈妈合影。但当天大雨下了一天，没人到广场来，这让她颇为遗憾，“往年队伍里有人离开，都会拍照留念，然后到饭馆里聚餐，一起唱唱歌。我重感情，每年搞完（聚会）都会哭。”

　　在张钰看来，家长和学生一样，一届接着一届“毕业”离开，而她则似乎一直在“留级”。尽管其女儿早已从毛坦厂中学考入合肥一所高校，但小儿子正在毛坦厂读初三，即将中考，不出意外，以后三年，她仍会在这陪读。

　　2019年，毛坦厂镇新开了“家政培训班”，向农村户籍的陪读妈妈免费开放。张钰成为第一批报名参加者，并拿到了“月嫂证”。“不能因为照顾小孩，自己却被社会给淘汰了。”未来，张钰希望去孩子上大学所在的城市，从事家政行业，“给自己赚点养老钱”。

　　学生离校当天，毛坦厂镇有零星的烟花。

　　刘七妹也要从毛坦厂这座陪读城“毕业”了。7月3日上午，澎湃新闻见到她时，她正在校门处录一段视频。录完后，又觉得表现不好，删了。当天傍晚，她和几名陪读妈妈一起，最后一次为爱听黄梅戏的老人唱了一曲。

　　她原在老家经营一家理发店，生意好时年入10万，但陪读期间，理发店歇业，家中收入全靠丈夫。“为了孩子，没什么值不值的。这是我们父母要做的，做了之后就不后悔。”现在，刘七妹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终于可以回家挣钱了”。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理发店将重新开张”的状态，宣告了自己的“回归”。但对于离开，她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惆怅，因为“这里是自己和孩子一起奋斗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