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记者 董淑云 张恪忞 杨兆荃）：1月12日，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在中日友好医院查完房后匆匆赶往手术室，在等电梯时，他又折回办公室，手上多了一杯之前没喝完的咖啡。他说，“昨天（1月11日）在成都做了一台（手术），今天凌晨到的北京，上午有一台双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是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兼任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主任。无锡北京两边飞早已成了他最熟悉的工作节奏，双城生活之外，他还奔赴全国多个省份为有需要的病人做肺移植手术，同时为当地医生传授手术规范与技巧。

　　2019年，陈静瑜带领团队共完成247例肺移植手术，占了全国肺移植总量一半以上。跟随他的脚步，我们记录下两位接受肺移植手术患者的故事。

陈静瑜医生与陈文慧医生在探讨患者术后康复方案

　　史上最长的一次供肺转运

　　2019年12月23日清晨，陈静瑜获悉在云南省勐海县人民医院有脑死亡患者爱心捐献，该信息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与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中心等待肺移植手术的患者晓波高度匹配。

　　晓波今年39岁，曾经在江苏做过几年车床零件精加工的工作，后来回到老家合肥开了家超市，做点儿小买卖。晓波首次发病是在2016年，他哥哥说，那天晓波突然胸口憋闷、喘不上气，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辗转合肥、南京多家医院，终于抢救过来。医院给的核心诊断是肺纤维化，一家人怎么也没想到，这病竟然把晓波推到了“生死边缘”。

　　2019年下半年，看似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晓波感觉身体不适，于是自己背包来到北京求医，跑了多家医院，住院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救治方案，这时他的病情已发展到肺纤维化急性加重期，几番辗转后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找到陈静瑜。

　　晓波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来北京前，还带着孩子们去河边钓鱼，其乐融融。万万没想到，在一个多月后，他却只能待在ICU里，一刻也离不开氧气瓶。

　　由于还算年轻，晓波觉得身体能扛得住，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做肺移植，直到2019年年底，他才下定决心做手术。据陈静瑜介绍，我国很多患者都是在“万不得已”甚至可以说是濒死状态下才做移植手术，这与国外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有所不同，而这也大大增加了手术难度和风险。

　　幸运的是，不到半个月，晓波就等到了肺源。

器官获取手术前的默哀仪式

　　北京勐海两地相距3133公里，且北京到距离勐海最近的西双版纳机场并无直飞航班，需中转昆明。由于路程遥远，器官冷缺血时间长就会引起系列问题，更何况航班时间不确定性强，回程预留的中转时间仅有半小时，任何一个衔接环节出现意外，后果都会不堪设想……

　　受益于国家器官移植转运绿色通道的建立，已有多次航空公司、高铁系统帮助完成器官转运的先例。12月24日早上七点，经过庄严的默哀仪式后，器官获取手术开始，一个小时后心肺取下、分离、灌注完成，将供肺妥善打包完毕，置入器官转运箱。

　　工作人员从勐海县搭车到西双版纳机场，乘飞机抵达昆明后迅速转机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下午三点二十分，工作人员带着器官转运箱登上等候在首都机场的救护车。从西南边陲小县城勐海到北京，三千多公里的生命接力，八个多小时的争分夺秒，终于把供肺送进了手术室。

3133公里的生命接力，来自云南勐海县的供肺到达中日友好医院

　　而手术室门外，晓波的妻子正焦灼地等待着，虽然丈夫身体状况算好的，没有其他病症，但一说起手术风险、术后排异等难关，这个坚强平静的女人眼底总会泛起波澜。

　　她跟记者说，晓波很少照相，夫妻俩也没照过合影，但是术前，他要求跟妻子合影。在进手术室前，她按下手机快门，夫妻俩的微笑定格在了画面中。

　　就想让她好好喘口气

　　2019年“平安夜”，同样在手术室外等待家属接受肺移植手术的，还有栾贻焱。晓波的供肺到达手术室时，栾贻焱的妻子邱秀梅的肺移植手术已经进入下半程。

　　40岁的邱秀梅是山东淄博人，乐观开朗，患病前是干燥剂加工工人，由于长期吸入氧化铝，从2014年邱秀梅就开始与铝尘肺病魔抗争。跟晓波一样，手术前邱秀梅也是24小时都得吸氧。

　　目前我国的肺移植手术大概需要30万-60万元人民币，且肺移植在我国大部分省市还未列入医保报销范围，30万-60万元人民币的肺移植手术费用对大部分普通居民来说还难以承受。

　　“手术费用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还好有亲戚们帮忙，不然可做不了这手术，”栾贻焱说，“家里有一个长长的账单，记着从每个亲戚那借钱的明细，一有钱了，马上还。”晓波家也是如此，他的妻子随身带着的账本上有六七个人名，记录着向谁、什么时间借了多少钱。

　　邱秀梅的姐姐说，等了45天才等到肺源，接到通知的当晚，邱秀梅“很平静、很平静，没有丝毫激动的表情”。

　　栾贻焱接到邱秀梅的电话就连夜坐汽车到了济南，又乘火车赶往北京，但还是没能在妻子术前赶到医院。“有点儿小遗憾，但是据说是陈静瑜给做手术，多少放心些。”

　　栾贻焱一直站在手术室门外，盯着手术进程显示屏，医护人员进进出出，栾贻焱都主动上前帮忙把着门。手术持续了将近11个小时，六七名医护人员推着邱秀梅出手术室，转至ICU观察治疗。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妻子有意识地去握他的手那一刻，栾贻焱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然而，手术只是第一关，顺利的话术后每年吃药、复查等费用至少十几万，对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支，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去面对未知的术后，邱秀梅的家人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那就是让她能好好喘口气，能好好过日子。

　　600万人的“呼吸之殇”

　　“一号床空了，可以进人了吧？”

　　“上午一台双肺移植，还是没新床位。”

　　1月12日清晨，两位护士在中日友好医院的肺移植病区走廊擦肩而过，交流的话题是当日床位。在这个住院区有的人在等待肺源，有的人做完手术在经历艰难的康复过程，还有的是来复查。这条长长的走廊里，人们行色匆匆各有心事，病房里在鬼门关挣扎过的人，被沉重的安静所笼罩。

患者和陪护家属在病房走廊交流

　　由于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患者的肺部会变得越来越硬，连自由呼吸都成了最奢侈的事情。他们当中，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算至少600万人，占尘肺病人总数的90%。

　　报告显示，尘肺病是我国最主要的职业病，由于尘肺病纤维化不可逆、疾病晚发等特殊性，尘肺病人在诊断、维权上并不那么容易。且尘肺病不属大病救助，在临床中，很多患者病危时才考虑肺移植，在体质极度虚弱的条件下，往往扛不住手术后心衰或者感染，甚至有的患者还没等到肺源就去世了。

　　2019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建议尘肺病与维权脱钩，让尘肺病人得到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同时让尘肺病人也享受大病医保救助。2019年7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0部委联合制定《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正式打响尘肺病防治攻坚战，关键是做好各项政策的落实，降低尘肺病患者的医疗和生活负担。就在2019年12月初，“生命接力”—尘肺病肺移植医疗救助公益项目正式启动，也将进一步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尘肺病患者救助，为更多终末期尘肺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2015 年中国取消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成为器官的唯一合法来源，当年的器官捐献数达2766例。2018年，器官捐献达到了6302例，然而肺移植数量只有400多例，而这也说明能够做肺移植手术的医生资源还是紧缺。

　　明天会更好吗？

拔管后，邱秀梅在医生指导下活动

　　2020年1月12日，术后第19天，医生为邱秀梅拔掉了有创导管，她终于能更自由地呼吸与活动。

　　而这天，晓波正好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他的状况没有邱秀梅乐观，术后两次进入ICU。医护人员推着晓波到普通病房时，记者也见到了他的妻子，与19天前相比，她消瘦了许多。

晓波、邱秀梅所在的普通病房。图中病床为晓波刚换下的ICU病床

　　腊月十八，北京初雪还没融化，冬日阳光却照得人暖洋洋的。春运大幕开启，奔波劳碌了一年的人们都在期待着回家过年，而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只要家人还活着、家人还能在一起，在哪里过年都是幸福的。

　　结束一天的工作，陈静瑜也赶飞机回到江苏无锡准备第二天的门诊。对于2020年，陈静瑜说，希望团队不要这么累，肺病患者越来越少，我国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更加畅通，也希望中国速度继续引领世界器官转运之路，拯救更多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