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吃喝拉撒、起居入睡等生活琐事做学术文章，乍一听似乎迂腐不堪。近日读了罗伯特•艾利阿斯的《文明过程：仪态史》，却全无这种感觉，反倒觉得艾利阿斯把这类文章做出了份量和新意。他绝不是那种穷极无聊专捡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开心的洋侃爷，而是一个极其严肃、治学严谨，并富于创见的社会学家。

    罗伯特•艾利阿斯（RobertElias）乃德国人氏（犹太人），于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布列斯劳（Breslau）。其父经商。艾利阿斯第一次大战时当过兵。之后进大学研习哲学和医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有过交往，并做过大名鼎鼎的卡尔•马恩海姆（Karl Mannheim，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助手。希特勒上台后，被迫逃往巴黎。两年后（一九三五年），渡过英吉利海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年。刚到英国时，还不会讲英语，满腹经纶却不得志，只能靠犹太难民救济金勉强度日，终日泡在大英博物馆苦读。三年之后，两卷本的《文明过程》（上卷为《仪态史》，下卷为《国家的形成》）脱稿。可惜没有一个英国出版商对他的德文书稿感兴趣。费尽周折，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书稿于一九三九年出版。凭着这套著作，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一份研究工作。好景不长，不久他又被英国当局当作敌侨送进了拘留营。释放后得以重返原职。直到一九五四年，他才在莱斯特大学谋到讲师职位，其时他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

    在他的青壮年时期，正是美国社会学巨匠帕森斯叱咤风云的黄金时代，多路社会学人马一呼隆拜倒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幡旗下，艾利阿斯斗胆单枪匹马独辟蹊径，不合潮流，自然是门庭冷落，无人光顾了。直到七十年代初，他的《文明过程》以及后来创立的动态网络社会学（他自称为过程社会学）才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先是在荷兰，尔后是在德国、法国，最后是在他度过了四十个春秋的大不列颠岛国，社会学界相继发现了这位被冷落多时的高段位大师。两卷本的《文明过程》也先后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问世了。他的学术成就的被承认和重视来得太迟了，但毕竟大器晚成，声名渐起，各大学的邀请函纷至沓来。一九六九年，艾利阿斯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讲了两年学。之后又在德、法、美等多所大学进行访问演讲。最后定居荷兰和德国。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终生未娶。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是从courtoisie和civilité演变而来的，其最初的含义正是对人类这些最基本的仪态（manners）是否合乎一定的礼仪和标准的
评价。“文明”一词的另一个潜在含义，就是自我优越感、荣耀感。civilization一词在十九世纪西方绅士们的心目中，意味着西方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已经完成了使命，余下的任务就是把这一文明推广到世界其他“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地区。

    艾利阿斯却讨厌这种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中心论”的调子。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要求在科学研究中摒弃价值判断和道德偏见，对历史事实做冷静客观的分析。他认为，“文明”与“不文明”的区分不等于“好”与“坏”的区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好的（当然也没有理由认为是最坏的）。科学研究必须免除价值判断的影响，但价值和价值判断本身却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看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艾利阿斯看来，特定的仪态标准乃是特定的价值标准，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对于行为方式和仪态模式的特定要求。而这一要求既是一种心理事实，又是一种社会事实。艾利阿斯正是企图通过对仪态标准的历史变化的探索，来揭示通过仪态所显现出来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找出文明发展的动力和规律。那么怎样才能再现古代人们的吃喝拉撒等行为呢？鉴于无穷回溯的困难，艾利阿斯把历史的起点放在中世纪。

    这里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一“文明发展的曲线”：

    艾利阿斯认为，历史表明，文明越发展，饮食仪态的讲究也就越多。中世纪饮食行为的讲究和戒律是相对少。当时饮食最具特征的乃是人们以手抓食，共用一个盆，同喝一碗汤。那时骑士的餐桌上的戒律不过是：不要把嚼过的食物再放回盆里去，实在咽不下去，就丢在地上；不要把咬过后觉得好吃的东西再让朋友尝；不要把鼻涕擤在桌布上，因为那是用来擦油手的，也不要擦在抓食的手上，擦在另一只手上吧；不要大声地咂嘴；不要用刀剔牙缝，等等。否定同时就是肯定。这些戒律再生动不过地传递了当时饮食行为的信息。到十六世纪，叉子开始派上用场，人们一改用手抓食的习惯。调羹也同时出现了，人们渐渐改去了共喝一碗汤的仪态。与此同时，每个人也有了自己的餐巾。餐桌上的讲究开始越来越多。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法国宫廷的就餐行为已经具有现在正规宴会的雏形了。

    关于身体的自然功能，在中世纪，人们可以当着别人的面大小便，或谈论这些事。羞耻感尚未萌芽。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虽然还可以公开谈论这些事，但一些戒律已经形成了。例如，“不要同正在大小便的熟人打招呼，请装做没看见”，“不要在椅子上摇来晃去，以免他人觉得你在或想放屁”（这些戒律可以看作是羞耻感产生的过渡）。直到一五八九年，布伦威克宫廷内的楼前屋后还颁布“尿臭熏人，禁止随地大小便”的公告。随着后来羞耻感和窘迫感（the threshold of  shame and embarrassment）的逐渐产生，人体这些自然功能慢慢地变成了个人的隐私，羞于启齿了。

    如何处理鼻涕这种人体器官分泌物也体现了人的心态。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用手或袖子擤（擦）鼻涕，并无不雅之感。那时社会对于擤鼻涕的限制还是很松的，厌恶感几乎未见端倪。到文艺复兴时期，变化开始发生了，人们被告诫鼻涕擤到地上后要马上踩掉。不过，手帕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尚未普遍使用。同叉子一样，手帕也是起源于意大利。传说十六世纪末亨利四世总共才拥有五条手帕。使用手帕在当时几乎成了富有的标志。路易十四据说是第一个拥有大量手帕的人。受他影响，使用手帕在宫廷圈子内成了一种时髦和身份的显示。到十七世纪后期，手帕的使用不但推广了，而且成了强制性的义务。到了十八世纪，有关如何使用手帕的书籍也产生了，使用手帕开始有了具体的讲究。正是由于厌恶感的渐渐产生，检点自己的行为和形象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艾利阿斯认为，对于吐痰态度的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文明曲线是朝着同一方向演变的。中世纪人们对于吐痰几乎不加限制，随地吐痰不但是一种习惯，而且简直成了一种必需。唯一被禁止的是把痰吐在餐桌上或水盆内。到十六世纪，随地吐痰虽还未被禁止，但已要求把痰迹踩掉。一个世纪之后，随地吐痰被认为是有失体面之事。手帕也渐渐开始在某些场合使用。到十九世纪，不但吐痰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恶心的现象，而且连谈到它也觉厌恶。作为杜绝随地吐痰的工具，痰盂已经普遍使用了。再后来，连痰盂也用不着了。在六十年代的英国，公共汽车上还挂有“禁止吐痰”的牌子，七十年代后这类牌子不见了。厌恶感和羞耻感变成了每个人的自我约束力量，外在的强制也就纯属多余了。

    艾利阿斯说：“卧室成了人的生活中最隐私，最隐秘的领域之一。”但他发现，在中世纪并非如此。当时的卧室并没有什么私好隐，在卧室接待客人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当时人们还习惯于赤身裸体地就寝。着衣入睡反会被人认为身体有毛病（所以要遮掩）。一家人呆在屋里，也可以个个一丝不挂。甚至脱光衣服穿过门外巷子前去澡堂也不是稀奇事。男女合浴在当时亦有记载。

    对裸体的介意始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后对裸体的羞耻感产生得更快了。大概和叉子和手帕的诞生同期，睡衣也渐渐地进入了人们的家庭生活。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裸体不再是司空见惯的了，于是裸体描绘在艺术中获得了重要的意义。它成了一种“梦象”（dream image），一种愿望之满足的象征。借用席勒的话说，它成了情感性的东西，同早期生活中真实的裸体相去甚远。随着羞耻之心的渐渐形成，人体与人体之间无形的墙也树起来了。人们（至少是上流社会）要求一人一床，进而要求一人一间卧室。在十八世纪，与陌生人合睡一床已是罕见的例外了。到当代，卧室则完全变成了个人秘密的天地。

    这些例子说明，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是，人们的情感、心理或人格结构趋于越来越分化、细致，人们对于情感、本能和冲动的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和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注意自己的仪态举止和公众形象，人体的自然的、生理性的功能和行为越来越转移到社会视线的幕后进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朝着这一方向变化的呢？

    有人说这是由于卫生和健康的缘故。因为用手抓食不利健康，所以启用叉子。因为痰是传播病菌的途径，所以人们克制吐痰。艾利阿斯认为这种解释似是而非。他指出，远在十九世纪医学发现痰为传播病菌之媒介之前，有关吐痰的厌恶感和羞耻感以及社会戒律就已经产生了。后来的医学发现不过是印证了这种厌恶感和戒律的合理性并加速了吐痰现象的杜绝。再如，吃饭或喝汤发出声响，丝毫无损健康，人们同样对此感到讨厌。

    还有人说是因为物质匮乏。因为缺少调羹，所以共喝一碗汤。因为没有叉子，所以用手抓食。因为缺乏手帕，所以用手擤鼻涕，等等。艾利阿斯认为这也不是根本的原因。这些器皿工具往往是伴随着人们的心理结构的变化之后才被生产和使用的。没有需要，它们也就无从问世。
 
    在艾利阿斯看来，文明过程的根本和主要动力只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寻找。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过是社会结构和关系变化发展的产物。艾利阿斯把这一过程称作文明的社会发生（socio-genesis）。

    根据艾利阿斯的理论，一定的仪态标准和行为方式总是一定的心理、情感结构或素质的表现，而一定的心理、情感构成又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

    而心理结构的变化又不是大面积的社会层面的同时变化，而是由点至面、由中心至周围而逐渐扩散的。仪态标准和行为方式总是首先在上层阶级圈子内发生变化，然后才向更广的社会层面扩展。上层阶级是一定的仪态标准的制定者和发明者，左右着仪态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权力对比关系中他们占居了有利和支配的地位。所以研究仪态的演变，首先必须考察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至于底层阶级，例如农民，其仪态和行为方式是相对地较少或较慢变化的）。

    中世纪骑士阶级（上层阶级）心理、情感结构是简单而未分化的。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来说，这种心态是适合而必要的。这种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就是骑士们粗俗的仪态举止。由于社会结构的相对不变，在漫长的中世纪，仪态标准也很少发生变化。

    文艺复兴时代，骑士阶级开始衰弱了，旧的社会链条松弛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上层阶级的重新组合开始了。这是一个转折和过渡的时代。反映在人们的心态和仪态上，也使二者带上了过渡的特征。

    终于，从十六世纪开始，一个更加森严的新的社会等级形成，专制主义的宫廷社会产生了。重新组合过的新的贵族上层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由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血统的个人构成的朝臣阶级，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清一色的骑士阶级。正是由于社会来源的不同和宫廷社会关系的复杂微妙，朝臣们被迫以一种区别于骑士风格的新的方式相处，被迫更敏感细致地考虑宫廷行为标准，被迫更仔细地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细心地观察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于是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细致、分化的心理、情感结构（包括羞耻感、窘迫感、厌恶感等），新的仪态标准和行为方式便应运而生了。这种作为权力象征的仪态很快就被其他上层阶级所模仿，接着模仿者又被他人所模仿。逐渐地，这种仪态标准就被推广到越来越广的范围。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成了社会地位差别的主要标志。仪态的象征意义逊色了。但是，由于社会分工、市场竞争的发展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既定的文明成果并没有变  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相反，它变得更为重要，并且进一步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无须象朝臣们那样过份拘泥于形式主义的仪态，但资产阶级却必须比朝臣阶级更严格地约束和控制自己的情感、本能和冲动，从而仪态标准和行为方式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发生了新的变化。

    除了文明的社会发生以外，在艾利阿斯看来，一个人之具有这种而非那种心理素质，是在后天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获得的，艾利阿斯称这一过程为心理发生（psychogenesis）。

    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教师和其他长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那一代人的廉耻好恶之心灌输给他。这些廉耻好恶之心慢慢变成他人格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自主的和习以为然的东西。正是这种一代接着一代的心理发生过程，使得既有的文明成果得以相传，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化发展。

    文明的心理发生是以社会发生为前提的。个人所继承的特定的心理构成已经是人类经历了漫长过程才取得的成果。艾利阿斯认为，文明的心理发生过程颇象是文明社会发生发展过程的缩影。个人在很有限的时间内简略地重演了人类文明在漫长历史中走过的历程。

    艾利阿斯的仪态史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可是二战后，历史仿佛在开玩笑，“许多先前被禁止的东西变得允许了”（艾利阿斯语），人们的行为举止更随意，更不拘泥于形式了，人的本能、冲动也更少约束了，性自由、性公开、同性恋、嬉皮士、“比基尼”等等原先认为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称这一变化为“非形式化”（informalization），称西方社会为"容许的社会“（the pernissive society）。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堕落，还是艾利阿斯的理论过时了？

    艾利阿斯本人在三十年代就意识到一战后的“非形式化”现象（如妇女在公开场合穿浴巾），他认为这仍是在既定的文明框架内运作，是以人们的既定的自我控制能力为前提的。 艾利阿斯的荷兰弟子Cas Wouters也认为二战后的这些变化是人们（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等等）之间权力对比趋于平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宽容度提高的结果，仍然没有违背艾利阿斯的从社会结构寻找人们心理结构和仪态标准变化的源泉这一原则。仍然没有违背艾利阿斯的从社会结构寻找人们心理结构和仪态标准变化的源泉这一原则。

    据笔者观察，许多艾利阿斯所论述的仪态文明的成果并未消失。人们在追求个性自由的非形式化过程中，骨子里仍透露出既有的仪态文明的成果，如他们并不因为个性自由了就随地吐痰。他们刻意放松或打破的是过于形式主义的戒律、权力悬殊的仪态显示以及对性本能的压抑。宽容必然导致歧异。仪态文明的局部或某种放松可不可能是以结构和组织所容许的精神叛逆为前提的呢？